| 1253794647 意识形态的差异在中西方文明发展演进中长期存在，源于不同意识形态形成的分歧，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化过程中不得不重视、不得不解决、不得不向前看的问题。具体到绿色债券市场，中国自2015年底启动贴标绿债市场以来保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但由于在绿色债券标准和发行监管规则上的不同引起了西方社会的部分争议。本文从中西方生态文明思想的异与同出发，试图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为全球绿债市场的进一步协同发展提出建议。 一、中西方生态理论下的绿债标准：相同大于不同
绿色债券发展的目标是通过企业绿色债务融资的手段，实现开展经济活动生态环境风险和效益的外部性内部化。比较中西方绿色债券的差异，出发点应为中西方生态保护理念。长期以来，西方主张的生态批评论，对人类以过分重视发展而轻视气候变化、环境等问题进行抨击，由此主导主流意识形态以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防治生态危机转移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我国从人类发展与民生福祉的角度出发，以发展辩证的思维改善生态，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中西方生态文明观、治理方法学和发展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究其根本，二者均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上下追寻，最终结果是相同且能得到共鸣的。
(一)生态批评理论与基于对“唯发展主义”批判的绿债标准
当前，西方生态和环境经济理念的出发点源自于生态批评理论。生态批评发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出现使得“自然”从人类发展的幕后走向台前。历经半个世纪的演进，生态批评以现实关怀、时代责任、伦理关爱为研究方向，针对“唯发展主义”、“科技至上观”等不可持续发展观念进行文学批评，对西方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生态批评论的框架下，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着眼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低碳、环保、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但对于生态效益并不明确的人类经济活动，则选择了摒弃的态度。在当前的西方绿色债券标准制定上，也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国际资本市场协会于2014年起发布了《绿色债券原则》，对于绿色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项目评估与遴选流程、募集资金管理、报告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界定。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也发布了《气候债券标准》，从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两个层面，以气候效应作为判断依据，对气候债券支持项目的范围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划分。在上述一些如涉煤项目，以及绿债项目募集资金比例等问题上，西方社会和市场持以了较为绝对的态度，追求较为绝对的环境效益。就当前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现状来说，这样的标准设定既符合实际情况，也得以因为对于“唯发展主义”的批判在主流舆论中保持相对的“政治正确”。
(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中国绿债标准设定：发展、辩证的认知国情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设计源自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是影响人民生活幸福的两个重要侧面，二者关系应在历史前进的步伐中辩证统一，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偏于一个方面，也不能顾此失彼。
在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我国更注重实践理性，在现有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基础上，采取循序渐进的发展方式，避免休克疗法。具体到绿债市场，我国着眼于经济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和绿色产业融资的实际需要，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制定中国的绿色债券标准，如现行的《绿色债券支持目录》中包含涉煤项目，具体的募集资金投向绿色比例也不近相同，但最低不低于5成，其中绿色ABS的具体发行过程中，募投资金和资产允许一端绿。与此同时，中国的绿色债券标准保持了适时、适度、依托国情修订的长期趋势。这样的机制可能不为西方社会完全认同，但基于中国当前国情和发展阶段现状，在庞大经济体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更应该争取的是较为有效的、规模更大的绿色资金供给，增加推动经济向绿色发展的创新供给，才能最终争取绝对意义上的绿色目标。
(三)中西方绿色标准事实错位较少，中国经验值得尊重并应获得更多理解
中西方生态文明理念的内涵均建立在经济结构内生化以及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旨在纠正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错位关系，二者无本质不同。但中西方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外延上仍有差别，集中体现对不具备生态效应的产业的兼容度上。从绿色债券标准来看，根据中国绿金委与欧洲投资银行共同发布的《探寻绿色金融的共同语言》白皮书，中国的绿色分类与欧投行标准保持高度一致，区别在于中国标准对绿色定义的视角更宽，囊括了气候效应不显著但具备明显环境效益的项目，具体包括清洁煤、超高压电站、地下管廊和部分行业的绿色厂房建设四类。
中国的绿债定义源自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认识和实践理性。从中国的资源禀赋来看，与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主要的能源特征，尽管伴随着新能源的发展，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提高，我国能源结构整体向着“高效、清洁、多元化、智能化”的方向演进，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难以实现对能源结构的跨越式调整。
此外，从发展阶段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处于高位，但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换挡期、稳增长压力升级的态势下，注重生态固有价值、开发环境生产力无疑是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但绿色产业由于回报周期长、经济效益相对低，在资本市场博弈中天然处于劣势。因此，发展绿色经济不能以绝对的、完美的“绿色”作为唯一衡量标准，对行业与企业“一刀切”，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应以发展的思维引导实体经济向绿色过渡。就当前的发展局面来说，中国在绿债领域的发展经验值得尊重，也应获得更多理解。
二、基于中国绿债市场发展对世界贡献的判断：宽与苛何为影响中国之道
对任何一个绿债市场进行评价，都应当实事求是。事实上，中国绿债市场从规划之初，在充分考虑本国发展转型需要的同时，更注重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担当。历经三年多的发展，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庞大、覆盖产业领域广，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与帮助。
(一) 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概览：总量庞大、覆盖广泛、优势明显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国家之一，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传导和市场激励，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迅速，覆盖可持续发展领域广，从实践情况来看，中国早在2006年就发行了有关能源效率的绿色信贷，时至今日，我国21家主要商业银行合计持有绿色信贷总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占信贷总规模比例近10%。
中国绿色债券在募集资金管理、信息披露、外部认证等程序上与国际通行实践高度契合。贴标绿债市场自2015年底启动以来，我国保持着超2500亿元的年发行规模，累计发行量近8000亿元，是全球第二大绿债发行国，支持项目覆盖产业目录中的6大类31小类，整体发展迅速。此外，我国在境外市场累计发行了数十亿美元的绿色债券，用于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绿色公司债发行利率优势较为明显，侧面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对绿色发展的认同。
(二) 中国绿债的实践差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西方对中国绿债市场实践的质疑主要集中在绿色资金涉煤以及允许部分绿债资金应用于企业一般用途上。如前所述，上述差异本质上是由中西方发展道路及发展阶段的不同造成的。
1.清洁煤：3%的绿债募投资金撬动40%的单位GDP减排量
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是否投向化石能源既是我国绿色分类与GBP、CBS均无法协同的领域，也是中西方“绝对绿”与“相对绿”争论的焦点。诚然，化石能源不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却是在现有发展阶段和能源结构下，改善环境与人民生活福祉的优化方案。放弃化石能源并不可行，而对传统火电厂的能效升级、对传统煤炭进行清洁煤替换产生的环境效益则十分显著，应当成为中国现阶段绿色转型的关注点。
事实上，我国发行的用于支持清洁煤的绿色债券较少，在2018年至今中国境内发行的230只贴标绿债中，用于清洁煤开采、洗选、脱硫项目等发行的绿债共9只，总规模119.2亿元，占总发行量的比重为2.96%。事实证明，中国碳排放总体虽呈上升趋势，但由于采取了推广应用清洁能源的措施，我国碳减排成效明显，排放增速逐渐降低，提前三年达到我国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前夕承诺的，“2020年单位GDP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
2.募集资金使用比例：中国有差异的发行体系与西方无差别的衡量标准
募集资金用于绿色项目的比例是中西方绿债发行框架下对“纯绿”与“部分绿”的取舍。CBI要求气候债券的募集资金支持气候项目的比例不低于95%。而我国针对不同的发行主体采取不同的规定，对于我国绿债市场的主力，即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以及在银行间协会发行的绿色债务融资工具，要求100%募集资金投向为绿色；公司债需要将至少70%的资金用于绿色项目；企业债至少50%。这一分层标准背后，是我国在实体经济生存与发展之间的权衡。作为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绿色债券不仅要体现绿色的定义，也要发挥债券为实体经济持续发展输血的功能。实体经济企业，特别是融资艰难的企业，有补充资本保持资金流转的刚需，如果一味强调纯绿，在绿色资金专款专用的框架下，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相当于只能支持既有项目，而对企业维持运营无益。
以募集资金投向作为单一标准，则会造成对中国绿债市场描述的严重失真。自2018年以来，中国境内累计发行贴标绿色债券（不含绿色ABS）230只，募集资金4029.72亿元。按照募集资金使用比例低于95%则整只剔除的逻辑，230只绿债中仅142只债券满足要求，且未投向火电或大型水电站项目，占比仅61.74%。然而，剔除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中国境内发行的贴标绿债中有3640.93亿元用于绿色项目，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绿色产业的占比高达90.35%。
(三) 从贡献角度看中国：宽与苛何为影响中国之道
中国绿债市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世界舞台，全球发展放缓的资本市场需要中国机遇。宽与苛之间既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时与势的把握，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利与义的权衡。无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求同存异还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兼容并包，中国作为全球绿债市场的新秀，都值得也应当被鼓励、被提倡。
目前，全球对高质量资产的追逐，伴随着负利率政策的扩张而进一步加深。绿色产业由于较好实行了对环境风险与效益外部性的内部化，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资本市场青睐的优质资产。而绿色资产的发展需要高度互认的跨境资本流通予以支持，需要高度发达的绿色债券市场予以融资保证，对中国与西方国家都是如此。在彼此充分需要的基础上，中西方在绿债市场建设上更应互利互信，宽待差异，共谋发展。
三、君子豹变与和而不同，中西方如何探寻绿色金融共同语言
生态问题严峻、可持续发展需求迫切的当下，全球市场当如君子豹变，快速摆正发展与生态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和谐的道路各有差别，在一致目标下达成“和而不同”的共识，才是绿色发展的立世之道，才是中西方求同存异的应循之法。
第一，快速建立平台化的领导机制。目前的全球绿债市场参与主体多样，主权政府与国际机构并存，几方之间的共识难以形成市场整体公约。因此应该建立统一领导机制，借助于类似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等平台，通过平台引导国际机构、发行主体等绿债市场参与者，以多方合力寻求全球绿色金融的共同语言。当然，平台化的领导机制应建立在和而不同的共识上，允许不同的声音，追求一致的结果。
第二，丰富工具化的应用手段。目前，针对绿色债券与绿色定义，全球存在多套分类以及执行标准，并伴随着市场发展而不断修订。中国的绿色债券标准亦是发展的、运动的、伴随市场演进而不断优化的，应建立已有标准下的翻译机制，以及适应标准变化的应变机制，保证标准间沟通的顺畅与标准演进时的快速转化，为资本跨境流动和高质量开放做好铺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已与欧洲投资银行通过发布两版《探寻绿色金融的共同语言》白皮书，提出构建“罗塞塔石碑”，探寻实现标准一致化的转化与翻译手段。类似的工具化措施，应该成为中西方探寻绿色金融共同语言的主要手段。
第三，加强市场化的跨境发行实践。应进一步鼓励资本市场高质量开放，推动跨境资本流动。在跨境资本融通方面，绿色债券对资金的引领作用是双向的，既吸引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绿色产业的关注，也引导了国内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投资。资本的流动是用实践达成标准互认的有效途径，目前，已有穆迪等国际机构公开表示看好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有望吸引更多的国际机构投资中国绿债市场，发行绿色熊猫债。
第四，廓清标准一致化的市场认知。当下，在中西方绿色标准之间，甚至西方不同标准之间，广泛存在着对环境效益、气候效应概念上的差别，更难以划清各概念包含的产业边界。在此背景下，厘清概念的混乱，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宣介推广绿色金融的共同理念，寻求资本市场对于标准一致化的共识尤为重要，对于绿债市场的长远发展十分关键。
作者：
刘苏阳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传播中心负责人 云祉婷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周子悦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科研助理 研究指导：
王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教授 编辑：蓝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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